• 一汽第一名職工

    來源:本站?? 作者:admin?? 發布時間:2016-05-08 13:45:05

      

    他頗具傳奇色彩的身世;全程參與蘇聯設計援建一汽;二汽“五人領導小組”最年輕成員。
    作為中國第一代汽車人,陳祖濤身上貼著許多標簽,他擁有頗具傳奇色彩的身世,他被喻為“一汽第一名職工”,他全程參與蘇聯設計援建一汽,他是二汽“五人領導小組“最年輕成員……2006年12月,《汽車商業評論》邀請他口述歷史時,他對熱鬧非凡的本土汽車公司逐一點評,認為中國汽車工業的前途很光明。但非常遺憾,那次采訪,他鮮有提及自己的經歷。
     
     
    88歲的陳祖濤出生在湖北省漢陽縣蔡甸高至山,其父親為原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和當時許多革命后代一樣,11歲的他于1939年從延安被送往蘇聯學習,并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莫斯科鮑曼最高技術學院機械系。
     
    1951年2月,因急于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在蘇聯生活了12年的陳祖濤提前4個月畢業,回國后,他被周總理派回蘇聯,以第一汽車廠代表身份參加談判,并到蘇聯汽車廠實習。當年9月,陳祖濤回到蘇聯,成為一汽第一名職工,從此開始汽車生涯。
     
    1965年,國家決定組建二汽,他作為五人籌備小組成員,在饒斌統率下,出任二汽總工程師。1982年,調任中國汽車工業公司總工程師,3年后升任總經理。1988年,60歲的陳祖濤退休,口述歷史《我的汽車生涯》。
     
    在北京右安門外,86歲的吳慶時與陳祖濤樓上樓下比鄰而居。吳參加過一汽解放牌、二汽東風牌和重汽斯太爾這三個車型生產的全過程。1930年吳出生在河南開封,1952年作為清華大學機械系汽車組大三學生提前畢業,分配到一汽,先后在技術教育處、沖模車間、工具二車間、中央設計室沖模組、工廠設計處車身科等科室工作。
     
    在二汽,吳參與“老營會議紀要“和《二汽建廠方針十四條》的起草工作,以及二汽前后方23個專業廠的編號命名工作。1982年調任重汽聯營公司副總經理,配合方劼籌備三汽。三汽下馬后,與方老一起完成斯太爾技術引進項目。3年后,調任中汽公司副總經理,分工搞規劃。1990年,他60歲退休。
     
    汽第一名職工”這一說法源自周恩來總理的一番話。那是1951年夏,周總理在北京接見從蘇聯學成歸國的陳祖濤和趙施格(趙世炎烈士之子),問他們學什么專業,趙施格回答說學的是鋼鐵,周總理就說,鞍鋼正在恢復建設,你就到鞍鋼去吧。
     
    陳祖濤說學的是機械,主攻方向是汽車,實習是在蘇聯汽車廠進行的??偫碚f,那好極了,你就再回蘇聯去。蘇聯援建我們156個項目,其中有汽車項目。你以第一汽車廠代表身份去參加他們的談判。你大學畢業,順便再到蘇聯汽車廠去實習。
     
    說完,他還給當時駐蘇大使張聞天親筆寫了一封信。
     
     
    在蘇聯
    斯大林汽車廠專門成立“援建中國一汽辦公室”,由該廠總工藝師兼工藝處長赤緯特科夫為設計組長。陳祖濤既為一汽代表,又作為赤緯特科夫的助理參加工作。
     
    陳祖濤從此開始參加一汽建設。1951年3月,周總理批準一汽在長春建設,當年12月蘇聯做完一汽《初步設計》,陳祖濤在蘇聯接收后,還以外交信使身份,將一大堆文件和圖紙裝進外交郵袋送回北京,交給重工業部以郭力為首的汽車工業籌備組。
     
    在翻譯《初步設計》的同時,蘇聯總設計師沃羅涅斯基專門來中國查看,胡亮、孟少農和陳祖濤陪同他去長春孟家屯看一汽廠址。1953年底,在《初步設計》基礎上,蘇聯把各項細化設計完成,再次通知中方審核。為爭取三年建成一汽,國家決定由沈鴻帶領郭力、孟少農、李剛和陳祖濤在蘇聯就地審核完成。1953年一汽開始建設,陳祖濤更是不斷在中蘇之間,長春和北京之間來回奔波。
     
    為此,斯大林汽車廠專門成立“援建中國一汽辦公室”(Aэ-1),由該廠總工藝師兼工藝處長赤緯特科夫為設計組長。陳祖濤既為一汽代表,又作為赤緯特科夫的助理參加工作。由于與該廠廠長及總工程師都很熟悉,這就為陳祖濤全程參與一汽施工圖設計創造了有利條件,學到不少經驗,這也為他后來主持多項汽車工廠設計打下基礎。
     
    蘇方建議一汽派出整套實習生,陳祖濤便拿著蘇方建議的崗位清單,一個車間一個車間查看,最后確定為,從廠長、處室、車間、工段的領導到技術人員,加上調整工一共518人,實習生中包括江澤民、李嵐清、郭力、李子政等人。
     
    陳祖濤本人是一汽第一名實習生。其他實習生分批到達斯大林汽車廠,陳祖濤為他們聯系實習單位,辦理實習手續。實習生中職務最高者是饒斌,他于1954年到達,1955年2月回長春,在蘇期間,斯大林汽車廠廠長克雷洛夫親自安排他的實習項目,涉及所有部門和車間。陳祖濤作為其翻譯兼活動向導,同時也兼做張聞天大使的翻譯。經陳祖濤聯系,饒斌還拜訪了蘇聯各汽車工廠設計院。
     
    1953年下半年,陳祖濤和駐蘇大使館翻譯趙淳媛在莫斯科結婚,證婚人是張聞天的夫人劉英。此后,他們夫妻歷經坎坷,已度過六十多個春秋。
     
    經過努力爭取,陳祖濤得以同饒斌一起回到一汽,任生產準備處負責人。當時成千上萬張產品圖、工藝卡、工裝圖、非標設備圖、技術資料等都是俄文的,翻譯、整理、分配工作量非常大。孟少農組織全廠知識分子學俄語,動手克服困難。即使這樣,由于生產準備工作千頭萬緒,和土建工程交叉進行,又缺乏經驗,三年建成一汽工期很緊,大家都很著急。
     
    蘇聯專家組長西卡喬夫及時提出“一號表”制度。各車間(建廠初期還不叫分廠)按照統一編制的“一號表”領取最必須的工卡模具,按進度要求安裝調試,保證全廠生產準備工作有序進行。后來,又出臺“二號表”,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年后,陳祖濤要求到基層工作,調任發動機車間技術副主任。但沒幾個月,1956年4月饒斌又把他找去,讓他陪同去蘇聯催繳設備,如還在試制中的3500噸大梁壓床,特殊工具和材料等。一汽投產急需的薄鋼板更是卡脖子的關鍵材料,沒有就生產不出駕駛室,而國內還不能生產,在蘇聯也是緊缺物資。
    (1956年)7月15日,一汽建成投產,饒斌和陳祖濤卻沒能回長春參加慶典。設備在蘇聯要到了一些,但有些問題仍解決不了。于是,陳祖濤建議擴大供給范圍,并找到當時在蘇聯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讓他寫了封介紹信,然后陪饒斌去東德,購買了一些特殊刀具和異形砂輪等。
     
    冷軋薄鋼板還是沒有買到。正在發愁的時候,有消息傳來,國內為籌備“八大”需要進口300輛奔馳高級轎車。饒斌是“八大”代表,要回國參加會議,他交代陳祖濤獨自進行下一步工作,時任商務部駐東德代表林海云也委托陳祖濤代為辦理。
     
    奔馳公司代表主動跑來做生意,協助辦理林、陳兩人去西德的簽證,并答應從世界各地調回送展樣車以滿足中國要求。在西德,陳祖濤找到薄板廠,終于采購到急需的薄板。這次嘗試也開通了一汽從西方進口緊缺物資的渠道。
     
     
    設計汽車工廠
    陳祖濤受命在一汽工藝處成立工廠設計室,隨后由一機部正式命名為長春汽車工廠設計處,歸一機部和一汽雙重領導,服務全國汽車工業。
     
    1958年,北京設計總院五分局下放一汽??傇嚎紤]到一汽人才多,只給了28人,多數人去了洛陽拖拉機廠。陳祖濤受命在一汽工藝處成立工廠設計室,隨后,由一機部正式命名為長春汽車工廠設計處,歸一機部和一汽雙重領導,服務全國汽車工業。陳祖濤任處長、總工程師,兼任工藝處副處長。
     
    經努力爭取,并得到一汽大力支持,到1960年,長春汽車工廠設計處已有600多人。第一次獨立設計的汽車工廠是一汽越野車間和紅旗轎車車間,第二次是援外項目,為古巴設計汽車零部件廠,其中有些項目是和北京汽車廠合作設計。
     
    第三次是在四川大足,設計年產1050輛的重慶重型越野車廠(簡稱大足汽車廠),還包括重慶汽車發動機廠、綦江齒輪廠、重慶汽配廠、重慶油泵油嘴廠等,既是一個完整的汽車工廠項目,也是第一個從西方引進汽車生產技術的項目。
     
    當時中蘇關系緊張,軍隊急缺5噸以上越野車,1964年底,陳祖濤參加以胡亮為首的考察團,準備從國外引進技術。正巧法國開始和我國建交,他們先到法國貝利埃公司考察談判,隨后又考查了英國和意大利的汽車公司。最后和貝利埃公司成交,引進6噸越野車、15噸自卸車、25噸礦用車、50噸牽引車等4個車型和相關三個發動機產品以及制造技術。
     
    在大足汽車廠籌建過程中,“三線建設”方針出臺,大足汽車廠成為第一個在三線的新建汽車廠項目。整車廠原定在宜賓被否定,只好在山區另選廠址。陳祖濤帶領工廠設計處人馬踏勘過歌樂山、縉云山和巴岳山的大小山溝,先后選定“郵亭鋪”和“雙路”方案,但都被上級的“見山不靠山”、“靠山不進山”和“進山不進溝”等理由否定。
     
    考慮到汽車大批量生產的基本要求,陳祖濤不得已把小車間分散進溝,把總裝等大車間放在溝外。為此,上面部門還派飛機實地察看過,但也拿不出更好方案,這才批準了大足縣郵亭區方案。1971年底,大足廠投入批量生產,該經驗后來在二汽選廠址中也發揮了作用。
     
    第四次是為北汽BJ212吉普車改擴建設計項目,起初是為BJ210兩門吉普車改擴建,中途應軍委要求,將產品升級為BJ212四門吉普車。再后來,就是為二汽(東風汽車公司)10萬輛卡車特大項目選址和設計,詳細情況下文再敘。
     
    因此,如果說陳祖濤是組織領導中國汽車工廠設計第一人,恐也不為過吧。
     
    “小、土、群”汽車工廠設計的探索。1958年大躍進,因市場急需拉動,各地小汽車廠紛紛冒出來。當時一汽的中型車供不應求,“缺重少輕”更加嚴重,轎車是空白。于是出現南汽仿制的嘎斯51(躍進牌),濟南仿制的斯柯達(黃河牌),北汽的吉普車,上海的三輪車,沈陽的輕卡等。上海和北京也都生產過轎車,產品品質不高,產量也低,成本卻居高不下,市場仍有人買。據統計,全國各地冒出的汽車廠、組裝廠、改裝廠、零部件廠不下300多家。
     
    為幫助改進這些工廠水平,陳祖濤帶領工廠設計處人員到南汽、沈陽、武漢、北汽等幾個重點廠做現場設計,取得一些經驗。例如,汽車大梁在一汽是用3500噸壓床一次壓成,在南汽則是用幾百噸油壓機分三段,經七次壓成,到沈陽汽車廠則改用八個200噸油壓機自制大壓床,一次壓成。此外,噴漆烘干也用上了懸掛運輸鏈,發動機和齒輪加工質量控制也有改進。
     
    但采用先進技術大批量生產是汽車行業的規律。“小、土、群”道路勞民傷財,終究走不下去。1960年,全國生產汽車1.6萬輛,其中一汽1.49萬輛,各地小廠加起來也才1100輛。后來汽車局以胡亮為組長,帶隊整頓“散、亂、差”現象,逐步形成上海、南京、北京、濟南等基礎較好的幾個基地。對北京汽車工業的調整,陳祖濤曾建議整合“北汽一條街”的汽車配件資源,確保北汽項目,得到李富春和薄一波中央領導的批示,取得既快又好的效果。
     
     
    “機械學很重要,學好了有用處”
    主席在問過陳祖濤學的什么專業后,在他的記本上寫下“機械學很重要,學好了有用處”,“光明在前,同志們奮斗”兩句話。陳祖濤一直當做寶貝,保留到現在。
     
    我于1958年調入汽車工廠設計處,才與陳祖濤直接接觸,但對他的傳奇歷史卻早有所聞。一汽建廠初期,干部學俄文成風,人手一冊《俄華大辭典》,詞典編者就是陳昌浩,也就是陳祖濤的父親。后來聽說陳昌浩居然是指揮千軍萬馬,叱詫戰場的大將軍,人們很難把他和一位語文學者形象結合起來。
     
    大概是1957年一汽建廠周年日,斯大林廠廠長和饒斌通電話祝賀,一汽全廠直播,實時翻譯就是陳祖濤。在工廠設計處職工大會上,陳祖濤講話時常會蹦出幾句俄語,還問這句中文怎么說?報紙有篇社論提倡對工作要抓的狠,有一次,陳在會上一邊握拳舉手造勢,一邊大聲說對工作要“抓的狼”,引起哄堂大笑。
     
    反右運動后,又來過一次“拔白旗”。一汽當時重點批判對象,一個是從美國回來的孟少農,一個就是從蘇聯回來的陳祖濤??倧S的批判會我沒有參加,工廠設計處的多次批判會上綱上線氣氛凝重,但缺乏具體“罪狀”,只羅列一些陳祖濤在國際兒童院和某些老革命子女往來以及上鮑曼大學的情況,批判雖是虛張聲勢,但還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批判。
     
    批判會后,陳祖濤仍像平常一樣狠抓工作,大家對他也有了更多了解。后來才知道,陳在挨批時,郭力經常在晚上把他找到家里,一邊喝酒,一邊用自己的經歷開導他,要正確對待政治運動,這樣年輕的陳祖濤才能經受住考驗,照常工作。
     
    運動后工廠設計處支部書記和處長關系緊張,總廠黨委組織部長親自到工廠設計處召集專門會議,協調他們之間的關系,會上不乏同情陳祖濤的意見。說到最后,支部書記補充了一句“上面有布置,我也不得已…….”會后,有人說支部書記的這句話違反組織原則,不過更多人則認為,這是一句大實話。
     
    陳祖濤抓工作干勁十足,下現場處處帶頭,經常在夜晚召集干部開會。記得有一次,我要出差,臨出發前參加他的會,眼看火車還有個把小時就要發車,會議才結束。當時從一汽到長春火車站,至少得提前兩小時出發,在紅旗街要換一次電車。誰知他心中有數,臨時叫來一輛紅旗轎車送我們幾人去火車站,居然14分鐘就抵達。
     
    那時紅旗轎車只供國家領導人乘坐,確實沒想到我們這幾個小羅卜頭還有這個機會。后來才知道陳祖濤和一汽轎車車間主任張鵬關系不錯,張鵬是沈鴻的高徒,也是老革命,在延安隨沈鴻搞過軍工和發電。1939年夏天陳祖濤隨周總理從延安去蘇聯,在延安就是張鵬把他抱起來送上飛機的,那時的機場和飛機可不像現代這樣方便上下。到二汽后,我和張鵬曾在一起工作過幾年,聽他講過陳祖濤很多故事。
     
    近年來,因看陳祖濤口述《我的汽車生涯》(歐陽敏撰寫),對他有了更細致的了解。陳祖濤1928年生于湖北省漢陽縣蔡甸,父親陳昌浩常年在外鬧革命,直到他9歲那年,才得和父親在漢陽見面。沒過幾天,父親又獨自回延安。不久,陳祖濤由其叔叔陳俊帶去延安,母親留在漢陽,由12歲的哥哥照顧。
     
    在延安,陳祖濤家和劉少奇家相鄰。父親已與張琴秋結婚,張待陳祖濤如己出,陳祖濤對張媽媽也很尊敬。張琴秋親自安排陳俊去抗大學習,陳祖濤的媽媽也參加了八路軍。在延安保育小學,陳祖濤變成神氣十足的小八路,學文化、出操,有時還野外行軍,他還和劉愛琴、劉允斌、高毅等成為玩伴。
     
    1939年,陳祖濤隨父親搭乘周總理的飛機去蘇聯,同機還有高崗的兒子高毅、孫維世、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陳祖濤隨后進入國際兒童院學習,第一所國際兒童院是1928年由共產國際和蘇共建立,專門接收培養歐、美、亞洲一二十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子女。1933年遷移到伊萬諾沃,擴大規模建成斯塔索娃國際兒童院。
     
    學生中既有中共烈士們的子女,如瞿秋白、蔡和森、羅亦農、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郭亮等人的后代,也有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林彪、林伯渠的子女,還有赴蘇學習干部博古、張聞天的孩子。
     
    陳祖濤從延安到國際兒童院簡直像進了天堂,可是好景不長,德國大舉入侵后,國際兒童院和蘇聯人民一樣,生活十分艱苦。配給糧填不飽肚子,他們這些十來歲的孩子們就開荒種土豆。為冬天熬過嚴寒,靠駕馬車去樹林里伐木柴,至于鞋襪和衣服就顧不上了。嚴酷的環境鍛煉了他們自立更生、艱苦奮斗的意志。
     
    1947年蔡暢媽媽利用來莫斯科的機會,給他們一些黃金首飾以改善生活。陳祖濤作為代表到蘇聯官方指定機構兌換盧布,第一次很順利,第二次就被警察帶走詢問。后經蘇聯外交部查證,才平安無事。同學們的生活費從每月二三百盧布增加到500盧布。但在文革中,這事被作為陳祖濤的罪狀之一,批斗個沒完沒了。
    我想起一個小故事。1980年代陳祖濤已調任中汽公司,有一次,我出差來見他。他要我代買一個臺燈送劉愛琴家,那時劉愛琴剛從內蒙古遷回北京。我就在崇文門外花市百貨公司買了一個很普通的落地式臺燈,手拎著送到劉家。進門一看,不大的一間屋,不要說高檔家具,幾件普通家具也是舊的。送一個普通臺燈也是雪里送炭,怎么也想不到國家主席的女兒家竟然如此清寒。
     
    陳祖濤成績很好,從八年級跳級到十年級,1945年畢業,考入鮑曼最高技術學院機械系,學校安排他學焊接專業。一段時間后,經陳祖濤要求,改為機床與工具專業,重點是汽車。
     
    1948年,陳祖濤他們接到蘇聯紅十字會通知,又有21名中國留學生過來。大家都很高興,陳祖濤、劉允斌和張芝明一起到莫斯科車站迎接時,還見到謝紹明等延安保小的同學。紅十字會把這21位留學生直接送往離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按當時蘇聯政府規定,他們不允許隨便離開,只能在當地升學。而伊萬諾沃只有兩個紡織工業專業大學,陳祖濤去看望他們時了解到這種困境,返回莫斯科后,就與劉允斌、張芝明聯名寫信給馬林科夫,反映他們是中共中央派來的,肩負著將來新中國建設的重任,還開列清單介紹了他們的身世。
     
    后來,他們都被批準來到莫斯科,例如李鵬和林漢雄進入莫斯科水利學院;葉正大、葉正明進入航空學院;鄒家華、劉虎生(劉伯堅的兒子)進入鮑曼最高技術學院。21人各自進入所選專業大學(學院),還得到每月500盧布生活津貼,這在當時已是相當好的待遇。
     
    1950年,22歲的陳祖濤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當年年初還沒從鮑曼畢業的他就作為臨時聘用的翻譯,參加我國政府代表團機械工業的相關談判。機械組負責人是沈鴻和聶春榮(聶衛平的父親),他們隨周總理到蘇聯參加談判。在鮑曼期間,陳祖濤就曾到斯大林汽車廠、莫斯科人汽車廠、高爾基汽車廠等各大汽車廠實習過,這時都派上了用場,也為畢業后配合中國汽車工業籌備組工作開了頭。
     
    1950年2月,毛主席從蘇聯回國前,在大使館接見全體留學生。主席在問過陳祖濤學的什么專業后,在他的記本上寫下“機械學很重要,學好了有用處”,“光明在前,同志們奮斗”兩句話。陳祖濤一直當做寶貝,保留到現在。
     
    一汽(東風汽車公司)設計年產10萬輛卡車,其中越野車占45%。當時不僅在國內規模最大,在世界上也罕見。投產后,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代表到現場參觀,聽說二汽從設計到建成沒有外國人參與,表示簡直不敢相信。
     
    國人夢想建設二汽由來已久。早在1952年底,毛主席就提出要“建設第二汽車廠”。一汽建設同時,中央就任命湖北省委副書記劉西堯為二汽籌備處主任,安排一批領導干部(包括黃正夏)到一汽實習,并在武漢、成都選過廠址。后來由于形勢變化,未能上馬。
     
    1958年和1964年,二汽又分別在湖南常德和四川選過廠址,歷經幾上幾下。到1965年二汽才正式列入第三個五年計劃,成為三線建設重點項目。當年7月,一機部向國務院報送《第二汽車廠建設方案》。(1965年)12月,一機部任命以饒斌為首,包括齊抗、李子政、張慶梓、和陳祖濤在內的二汽五人領導小組,這才密鑼緊鼓地開展籌建工作。
     
    當年陳祖濤37歲,是五人中最年輕者。據說段君毅向饒斌推薦陳祖濤時說,介紹給你一位能干20年的總工程師。但未及任命,二汽軍管后實行“司政后”編制,文革中和“臭老九”有聯系的職稱都不見了。
     
    1973年形勢發生變化,饒斌在一次會議上向李先念建議,二汽恢復總工程師,得到首肯。饒當場推薦陳祖濤,(1973年)11月,湖北省委正式下文,任命陳祖濤為二汽首任總工程師。這也為全國大型企業帶了個頭。
     
     
    艱難的定位
    一機部副部長白堅一針見血地指出,金兵都要渡河了,你們還在議論不休……..二汽還建不建啦?這樣及時拍板定下十堰廠址,在關鍵時候保住了二汽項目。
     
    作為汽車工廠設計處處長,1958年陳祖濤就參加過為二汽選廠址,這次選擇廠址和規劃設計工廠的責任自然也落在他肩上。                   
     
    設計二汽當時唯一的樣板是一汽,設計人員絕大多數也是一汽培養出來的,照抄一汽是最穩妥的辦法。而一汽產品基本是照搬蘇聯吉斯150,工廠是照抄斯大林汽車廠。但五人領導小組的一致意見,二汽設計應該略高于一汽,必須采用新產品、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即所謂“四新”。汽車產品要略高于吉斯150,而且要系列化,具備研發能力。生產要專業化。工藝水平也要略高于一汽。最后制定出《建廠方針十四條》。
     
    怎么實現?五人領導小組提出用“包建”辦法,動員全行業各包建廠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大家的革新經驗移植到二汽。南汽更是提供了汽車產品試制基地。
     
    二汽職工隊伍也由各包建廠對口支援。一汽把干部和三級以上技工分成三組,其中一組給了二汽。這一切,都是依靠國家大力支持,比如找一汽要人也不是沒困難,李子政和陳祖濤最后找到當時在長春開會的段君毅(時任一機部部長),段部長親自找一汽領導才談定下來。
     
    在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方針指引下,建設上百萬平方米廠房,又能進行現代化大量生產的二汽,選擇廠址成為難題,過去在武漢、湖南等地所選場地都不適合。1965年春節一過,饒斌就帶領姜季炎、韓云嶺和我到川南、川北、貴州各地跑了20多個縣。接著齊抗又帶領我們到湖南、湖北考察一遍。最后,由陳祖濤帶隊又普遍考察一番。這幾次我都參加了。
     
    廠址難定的矛盾在于,既要符合三線建設方針,又要能滿足十萬輛汽車生產的基本要求;既要能擺下上百萬平方米廠房,又要運得進原材料,發得出成品汽車。當然,地質、水源、氣候、生活等也不能忽略。二汽廠址目標最后轉移到湖北,是根據襄渝鐵路走向而決定。1965年陳祖濤曾和鐵道部副部長彭明一起到陜西、湖北考察,后來一機部得到鄧小平傳達中央高層領導指示,襄渝鐵路要走鄂西北,于是才下定決心把選廠址目標轉到湖北、陜西一帶。
     
    陳祖濤帶領何方、李延彭、李學詩,乘坐BJ210吉普車在湖北沿老白公路(老河口到白河),夜以繼日地踏勘了許多大小山溝,最后拿出以十堰小鎮為中心的廠址方案。小鎮群山環繞,呈放射狀分布著較寬闊的山溝,離漢江27公里,離堵河20公里。水源有保障,離丹江水庫80公里,電力可就近供應。襄渝鐵路修通后,和襄樊、武漢交通方便。陳祖濤滿懷信心地向上級寫了報告。
     
    1966年4月,中央小計委一位領導檢查三線建設,從四川翻越大巴山來到湖北。聽過陳祖濤的二汽廠址方案后,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頓,要求二汽再往大山里走,到秦嶺那里去找,評價十堰的山只是“雞毛蒜皮”。
     
    這下驚動了饒斌,他帶領姜季炎從北京趕來,和陳祖濤匯合又往深山里走。往西越過竹山、竹溪,到陜西白河牛瓦山、安康、漢陰等地。山地倒是更陡峭,可怎么擺下二汽上百萬平米廠房?于是,饒斌又帶大家回到湖北老營,進一步完善十堰廠址方案。
     
    1966年6月,一機部上報給國家建委,審查同意。(1966年)10月,一機部牽頭會同國家計委、國家建委、汽車局、湖北省委、中南三線建委和有關設計院在老營召開現場會議,二汽各專業廠代表參加,共計500多人。會場就設在老營宮內,代表們絕大多數睡在老鄉家里,每人發給一捆稻草打地鋪。全體代表都在臨時食堂排隊領餐吃飯,沒有例外。
     
    會議期間傳來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草甸鎮造反小將曾到老營宮破四舊。氣氛開始緊張,大家都擔心二汽項目會不會再次黃掉?會上,陳祖濤詳細匯報以十堰為中心的幾個廠址方案,得到大多數代表贊同,但也受到××設計院一些青年的猛烈批判,無非又是“靠山不進山”,“進山不進溝”,“進溝不進洞”那些論調,主張二汽再往西進。
     
    五人領導小組一致堅持十堰方案,但在文革壓力下,饒斌只好原則上強調“多快好省“,不便多說。還是由陳祖濤出面,在會上據理力爭,一講就是一整天。會議主持人一機部副部長白堅一針見血地指出,金兵都要渡河了,你們還在議論不休……..二汽還建不建啦?這樣及時拍板定下十堰廠址,在關鍵時候保住了二汽項目。
     
     
    煉獄三年
    陳祖濤認為自己革命家庭出身,在蘇聯長大,沒有包袱,不顧齊抗勸阻回到長春。他萬萬沒有料到,他就此被迫脫離二汽建設長達三年之久,并受盡非人的折磨。
     
    接下來,陳祖濤帶領汽車工廠設計處和各專業廠、包建廠開始工廠設計。蔣一子、李學詩、梁萬瑞等人在老營開始總平面設計,并制作沙盤??墒?,在一汽那邊,工廠設計處卻是最早起來造反的單位之一。“紅二造反大軍”來電報,勒令陳祖濤回長春接收批判。陳祖濤認為自己是小八路,革命家庭出身,在蘇聯長大,入黨早,沒有包袱,不顧齊抗勸阻回到長春。他萬萬沒有料到,他就此被迫脫離二汽建設長達三年之久,并受盡非人的折磨。
     
    造反派一開始批他是“走資派”、“修正主義”,證據是從他家抄出來的一批膠木唱片。他還天真地述說自己的革命歷史,辯解唱片是柴可夫斯基和斯特勞斯的古典音樂。造反派到他家貼打倒他的標語,錯貼到鄰居門上,陳祖濤還主動幫別人揭下來,貼回自己家門上。
     
    但造反派對陳祖濤仍不依不饒,對他設立“專案組”,批判上綱上線,誣他為“蘇修特務”,反復抄家五次,還把他和一汽的所謂“政治犯”關在一起。陳祖濤在蘇聯的同學劉允斌(劉少奇的長子)、張瑪雅(張琴秋的女兒,陳祖濤的姐姐)在文革中分別被整死,張芝明(張太雷的兒子)被逼瘋,這些慘劇更牽連到他。專案組曾一連十個晝夜對他毒打逼供,直到一汽副廠長王少林“跳樓自殺”,給專案組警告,其他人受刑時才得以避免“被自殺”。
     
    但對陳祖濤來說,可悲的是又遇到更狡猾更殘忍的“兇手”。審訊時,竟然多次抓住他衣領,把他的頭不斷往身后磚墻上碰,直到他昏迷癱倒在地??嵝淌沟盟「鼓[脹、尿血、腰腿不能伸直,扶墻行走都很困難。最后造成小腦受嚴重損傷,遺患終生,幾年后疾病復發差點送命。陳祖濤的愛人趙淳媛也受到牽連,從吉林師范大學教學崗位下放農村勞動,連僅14歲的兒子陳奇木也一同被下放農村。
     
    工廠設計處以李芳泉為首的造反派鼓動全處人員回長春“鬧革命”,并乘機宣布,除仍在二汽現場設計的70人外,今后和二汽一刀兩斷,不再有任何關系,也就是說不再參加二汽籌建工作。
     
    1970年初,專案組悍然把陳祖濤送到吉林市樺甸縣八道河子公社八道河子大隊一小隊勞改,誣稱他是反革命分子。那里正是吉林師大的下放點,吉林師大在當地的負責人說,我們這里都是五七戰士,他要是特務,你們帶回去。專案組提不出陳祖濤任何罪狀,只好耍賴,硬把陳祖濤丟下,悻悻地走了。
     
    陳祖濤倒是樂意留下來,至少不再受非人待遇,也有了起碼的做人尊嚴。但他沒想到,這一留就是三年。農民看他那瘦弱的身體,下地干活根本不行,就安排他學做木匠活。后來陳祖濤還幫助農民做成了一臺揚場機,雖然簡陋點,確提高了勞動效率。
     
    他還帶人到一汽撿回些殘次品零件,組裝了一輛汽車。駕駛室沒有門,發動機排黑煙,但是能開能跑。當時在東北農村,汽車還是稀罕的高檔物件,農民開起來很高興。陳祖濤和老伴帶著兒子一起在自留地上種菜、養雞,嘗到了勞動生活的樂趣。
     
    1967年4月1日,二汽按照《老營會議紀要》開工建設設備修造廠,鄖陽軍分區副司令員劉景修帶解放軍進駐二汽。劉發電報到長春,敦促二汽職工回十堰“抓革命,促生產”。以饒斌為首在長春接受造反派批斗的大批干部職工得以返回十堰,各專業廠開始現場籌備工作,建筑隊伍也在現場集結,大規模建廠局面就此展開。一個不到千人的小鎮十堰,幾年后就變成了一座宏大的汽車城。
     
    二汽成長過程中也經歷了幾場風雨。第一場就是“廠址造反”,部分職工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富春寫信反對在十堰建廠,主張向東到襄樊,或更廣闊的地帶。1967年4月,國家建委謝北一和一機部領導在十堰現場調研,再次確定在十堰建廠。
     
    但“廠址造反”并未停歇。1968年6月,國家建委副主任、一機部副部長、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武漢軍區參謀長等人又到十堰和襄樊考察,期間我曾全程陪同,仍肯定十堰廠址。他們回去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匯報,并向周總理報告。最后周總理批示,二汽仍在鄖陽十堰建設。鬧騰幾年的“廠址造反”終于過去了。
     
     
    重回二汽
    湖北省委張體學對二汽建設十分關心,曾召集二汽領導班子到武漢開會。會上,他對陳祖濤說,“你父親混蛋,犯過錯誤,那不是你的問題,你要大膽工作嘛”。
     
    1969年初軍管升級,以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為首成立二期建設總指揮部,開展所謂“設計革命”運動。批判工業設施設計“貪大求洋”、“修正主義”,于是在工廠設計中亂砍工藝設備,對水電供給設施,道路橋涵,防洪等安全設施也不放過,連工廠圍墻也不準再建,說“貧下中農就是工廠的圍墻”??偼顿Y從20多億元砍到9億多(元)。
     
    孔副司令親自在會議上批判二汽基建設計中列有幾百臺電風扇,就是職工生活要修了(實際那些風扇是供大廠房通風用的)。他大力提倡“干打壘”精神,把當地農民夯土打墻的辦法,普遍用于現代化大廠房,甚至喊出“槍斃磚”的極端口號。1970年孔副司令先在襄樊召集全國各地派代表來開會,推廣“干打壘”經驗,李嵐清和我曾參加聽會,接著又在全國基建會議上強調“干打壘”精神。和上海的馬天水一起在會上各放一炮,全國皆震動。
     
    在二汽部分設備剛開始安裝之際,武漢軍區政委劉豐頭腦一熱,突然提出要求,要當年出車500輛,1971年出車3000輛??傊笓]部更強調要出“政治車”,誰反對就是政治問題。于是,大搞群眾運動,機床還沒到,有的零件就在石頭上手工敲打。自己怎么也搞不出來的就找外地工廠幫忙,派出多人到一汽求援,把零件一件件連夜乘火車背回來。
     
    孔副司令在職工大會上贊揚“群眾的創造性”,他說,“工人群眾按圖紙做的都錯了,不按圖紙做的倒對了”;“知識分子自己都承認,我是草包”。1970年拼湊出21輛車,一汽發電“祝賀裝配出××輛車”,軍代表還大為光火,國慶節曾出車到武漢接收檢閱。
     
    怕汽車出故障,二汽派幾十人隱藏在主席臺后面準備搶修。到年底明擺完不成計劃,軍代表還表示“完成500輛計劃不動搖”,教育大家這才是軍隊的堅強作風。1970年12月31日晚上,軍代表把干部召集到食堂訓話到半夜,公開說計劃沒有完成,誰也別想過好年。
     
    挨批時我原來心中窩著火,但看到張慶梓坐在鄰桌低頭聽訓,不時還偷笑一笑。我頓時好像明白了什么,火氣也就消了。接著總指揮部又提出生產“政治炮”,更是勞民傷財,最后出了10臺高射炮,表演一場,總算交待了。
     
    1973年陳祖濤才被二汽和汽車局找回。一到北京就參加了一機部為二汽召開的“擴大初步設計”會議。形勢變了,為收拾幾年來受文革影響造成的爛攤子,對二汽設計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
     
    湖北省委張體學對二汽建設十分關心,曾召集二汽領導班子到武漢開會。會上,他對饒斌點名說,“饒斌搞汽車工業,毛主席也知道的嘛”;對陳祖濤說,“你父親混蛋,犯過錯誤,那不是你的問題,你要大膽工作嘛”。這是軍管撤出后,對老領導班子很大的鼓勵。“混蛋”這個臟詞確是原話,在當時環境下,大家都理解張體學的善意,也沒人計較。我當時在武漢參加湖北省計劃會議,也去旁聽了這次會。
     
    糾偏要比新建困難得多。這時二汽已經有了以夏治濤、錢云洲為正副處長的工廠設計處,陳祖濤帶領他們和各專業廠結合一起,首先把必須的工藝設備,交通設施和廠房面積補回來,以保證生產?;謴陀嬃肯到y,以確保產品質量。
     
    對已建成的“干打壘”怎么辦?有人還有顧慮,甚至把問題推到李先念面前。陳祖濤當面直言“推倒重來”。得到李先念同志首肯,陳祖濤就更有底氣了。接著,他和負責土建工作的二汽黨委副書記王進仁一起,又把十堰市區21座農業水庫加固,同時疏通渠道,提高廠區防洪能力。從距十堰20多公里的黃龍堵河建設高壓管道,以保證生產和生活供水。經過全廠職工幾年努力,二汽建設終于走上正軌。
     
     
    險些送命
    經他們反復研究,確診陳祖濤患的是脫髓鞘和急性小腦炎,后得到德國專家確認,這是文革專案組對他毒打造成的老病復發,險些送命。
     
    自力更生建設比一汽更大的汽車廠,還不能照抄照搬,在國家被封鎖的情況下,大部分較先進設備買不到現成的,只能依靠眾多設備制造廠創新試制。1969年有過所謂“一號動員令”,強調戰備緊迫,大批新設備來不及反復試用改進,就“帶病進山”了。
     
    在汽車試生產中發現1000多臺機床有問題,二汽副總師劉仁需聯系設備廠派人來改進,做了大量工作。此外,還曾報請一機部幾次組織設備攻關活動,邀請機床廠派專家到現場解決,林宗棠就為800噸壓力機攻關到過二汽現場。
     
    1978年陳祖濤經請示李先念,批準一筆外匯后,又進口12000噸鍛壓機、格里森螺旋傘齒輪機床、曲軸、連桿等精密設備。
     
    自己設計的兩噸半越野車也是先天不足,投產后發現不少缺陷。二汽副總師王汝湜同時兼產品設計處長,為此開展多項試驗改進,組織以李榮輝、朱柏山為首的試車隊,到吐魯番、海拉爾、海南島等地,找各種氣候條件、高山平原等不同地面道路試車。陳祖濤的兒子陳奇木也參加,從1973年下半年起,日夜兼程跑了五萬多公里,積累大量數據,發現104項問題。
     
    于是全場動員,一邊改進,一邊試車,再改進,再試車,各種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發動機過熱,有些技術指標還達不到原設計要求。問題反映到剛復出的鄧小平那里,鄧回答“可以找外國公司咨詢”。經二汽第二任總工程師孟少農聯系,和英國里卡圖公司簽訂咨詢協議,開列出64項產品攻關題目。在里卡圖公司實驗改進的同時,二汽也照做同樣的實驗改進,出成果后相互對比總結經驗,大大提高二汽研發水平。
     
    再后來,二汽越野車經過對越自衛反擊戰戰場考驗,其越野性能和可靠性受到軍隊贊揚,于是市場銷路大開,后續五噸載重車也受到市場歡迎。接著陳祖濤派張鵬和我到襄樊選址,以后又專門組織班子,為二汽設計建設亞洲最大汽車道路試驗場。
     
    土建施工質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干擾,屋面、屋架、地面、墻體、排水、護坡、圍墻等都出現不少問題。經二汽黨委副書記王進仁、張樹梅和副總師馬志誠多方努力,歷經數年才得以解決。
     
    1975年二汽基建投資才完成一半,全面投產還提不上日程。但軍用越野車要求緊迫,形勢逼人。在饒斌主持下,二汽黨委及時研究決定,先把兩頓半越野車形成生產能力,開展大會戰。陳祖濤運用一汽建廠時采用過的“一號表”經驗,編制兩噸半越野車打通生產線的“一本賬”。
     
    二汽成立形成生產能力計劃調度室(簡稱能力辦),任命我和倪嘉榮為正副主任,依托計劃處全體人員,和各專業廠一起調研兩噸半車各條生產線還缺什么設備,能補的立即安裝就位。暫缺的要問能否暫用其他兩個車型的設備代替,或用通用設備迂回生產?土建工程還缺什么保證條件?材料有什么缺口?
     
    我們查出這些生產線的尾巴,編制出“一本賬”,發到二汽有關部門和土建施工單位。大家都按“一本賬”集中力量辦事,其他統統讓路。對非標準設備缺口嚴重的鑄造二廠,李子政、李惠民和陳祖濤三人組成指揮部,還專門動員設備制造廠、通用鑄造廠以及土建單位到現場支援。
     
    經過數月日夜奮戰,專業廠一條一條生產線打通驗收,一家一家專業廠向二汽總廠報捷驗收。1975年7月15日,一機部和湖北省委在二汽召開兩噸半越野車形成生產能力慶祝大會。1978年五噸載重車也用“一本賬”辦法,經過會戰形成生產能力。
     
    回二汽這兩年多是陳祖濤工作最繁重緊張的時期,就在兩噸半越野車形成能力慶祝大會期間,他剛松一口氣就病倒了,連慶祝大會也沒能參加。不僅行走說話困難,神志恍惚,甚至大小便也失禁,職工醫院診斷為腦瘤。
     
    李子政一聽,馬上決定送他到武漢。也是吉人天相,到武醫二院(同濟醫學院附屬醫院)遇到在蘇聯國際兒童院的同學蔡轉(蔡和森的女兒)和她的丈夫劉希民,蔡轉畢業于莫斯科醫科大學,劉希民是神經科主任。
     
    經他們反復研究,確診陳祖濤患的是脫髓鞘和急性小腦炎,后得到德國專家確認,這是文革專案組對他毒打造成的老病復發,險些送命。在蔡轉和劉希民精心治療下,兩年多才恢復健康。陳祖濤回到二汽時,正趕上為五噸民用車形成生產能力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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